调查显示：双重养老压力让生养二孩者焦虑陡增

　2月22日，一个足够多“2”的日子，有公益组织将其定义为“二孩日”。最新的网络调查揭晓了“二孩焦虑指数”，显示二孩带来的焦虑正在从纠结、没人带等，转化为对孩子教育的担忧，同时，调查还显示，“养老”成为上升最快的焦虑因素。

这份网络调查由母乳爱志愿服务队、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进行，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、广州市妇联为本次调查提供指导。

二孩焦虑三大因素：经济压力、谁带孩子、辛苦

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事件、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，令育儿焦虑陡增。调查显示，有46%的受访者受到了事件的明显触动，担忧幼儿教育的安全。而事件对生育意愿触动有限，有52.34%的只有一孩的受访者表示，自己要不要二孩，不会受到上述事件的影响。

调查显示，在尚未生育二孩、但有意愿生育二孩的受访者中，最大的“二孩焦虑”来自于三件事。排名第一的是经济压力，其次则是孩子谁来带，排名第三的是带孩子的辛苦。

本次调查对于已育二孩家庭中也进行了大样本的调查，二孩带来的最大焦虑则增加了孩子的教育焦虑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区别，调查执行人朱昱子就表示：“在已经生养二孩的家庭中，谁来带的问题基本有答案，经济压力也不得不扛起来，所以之前最担忧的部分，反而渐渐尘埃落定。等到真的有了二孩，带孩子的辛苦就成为了最令人头疼的事情，通俗地讲，就是‘三年抗战结束，又要辛苦三年’。”

此外，在已育二孩的受访者中，有75%表示自己的“焦虑指数”位于50分以下，也就是大多数人虽然感到焦虑，但压力可控。也有25%的受访者压力山大， 并有6.18%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极其焦虑，有过极端的念头。

今年，二孩相关的养老焦虑陡增

调查显示，在众多的焦虑因素中，养老焦虑上升尤为明显。从2016年开始，连续三年的二孩日调查，都会询问受访者同一个问题：“你是否有养老压力?”

2016年，表示有养老压力的受访者仅为两成，2017年，回答有养老压力的受访者近三成，而在今年，表示有养老压力的受访者高达45.65%。

对此，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分析认为：“养老压力增加要辩证分析。一方面，期望寿命增长，自己的长辈年龄增大，抚养长辈需要投入更长的时间、更多的精力，医药费居高不下，抚养老人也要更多的经济，于是感到养老压力增大。另一方面，自己只有一个孩子时，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投入相对较小，而自己有两个孩子时，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投入相对较大，再去抚养老人就会感到压力增大了。上有两老(双独家庭是四老)，下有两小，压力当然会大了。”

“还有一个方面也要注意分析：现在人们生育子女的年龄在不断增长，35岁以上的孕产妇越来越多。自己年龄越来越大，自己的养老问题也就越来越近了。现实中，养老机构少、养老环境差、养老资源不足、养老费用较高等现象普遍存在，这也会成为人们感到养老压力的一个原因。”在这样的背景里，人们承受着对长辈和对自己的双重养老压力，形成了“养老焦虑”。

如何缓解焦虑?调查显示，受访者选择最多的“良药”依次是：

钱，多多的钱

伴侣或家庭成员更多的帮助

可靠安全的幼儿教育

朱昱子表示：“无论是可靠的托幼服务，还是希望有人帮忙缓解育儿的辛苦，这些期待的背后，其实都是同样的诉求，那就是父母、特别是母亲，希望在带孩子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帮助，有人帮手!”

因生育二孩放弃工作的女性有增无减

调查也显示，女性因为生育二孩放弃工作的现象有增无减。

生育二孩后，回答“有职业规划、努力打拼中”的女性，只有37%。相比之下，却有63%的二孩母亲表示，对职业发展没有目标、没有规划、感到迷茫、对未来无能为力。

调查协办、妈妈网主编胡婉斐就说：“因为生育孩子而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，这是大多数中国妈妈的现状。”

朱昱子也表示，“无力感”是母亲群体焦虑的集中体现，“选择‘自我成长’来克服焦虑，或者通过学习来克服焦虑的受访者，不足25%。多数母亲的自我人设可能还是一个牺牲者、受害者、弱者，习惯等待他人的帮助。”

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认为，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女工。一是可按照雇佣女工达到一定比例，给予该企业一定的税费优惠，如采取女工怀孕、哺乳期间企业由政府补贴“五险一金”的方式，以鼓励企业雇佣女工，降低企业额外成本。二是可借鉴美国、澳洲、日本等国家的福利制度，由政府承担孕、产女工在休假期间的工资、福利开支。他建议将学前教育纳入非强制性义务教育，构建十五年的义务教育体系。

即便全面放开生育 更多人还是倾向生两个

2017年，中国新出生人口数和人口出生率双双下降，引发外界对计划生育进一步放开的猜测。那么，如果进一步放开生育的话，你会选择生育几个孩子呢?调查显示，79%已育二孩的受访对象明确表示不会再生。

同时，77%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理想的孩子数量是2个，15%的受访者表示理想子女数量为3个或更多，而表示理想子女对象为1个的仅为7%。

对此，董玉整认为：生育焦虑加重导致生育意愿下降，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的现象。生意意愿下降与否取决于内外两方面因素。从外在因素看，经济条件、社会福利、环境支撑、家庭和社会关系、就业发展压力等，都会影响生育意愿。现在一些人感到经济等压力较大，生育成本、养育成本很高，想生育又因为压力大而不敢生育，使得生育意愿“胎死腹中”，不能进一步变成为生育行为。

更多精彩养老资讯，欢迎关注养老天地www.yanglaotiandi.com

来源于《南方都市报》